从康德到卢卡奇的观念论运动可以看作18-20世纪的“资产阶级造反学”。观念论哲学就其出身而言有一种天然的“在野性”，它催生出的马克思主义延续了这种“在野性”，甚至更进一步，把“被动地在野”直接替换成了“主动地弃绝”，主动选择站在“弱者”一方，在黑格尔那里已有这种弃绝姿态，所以说它是一个“反体系”，是“永不圆满”的圆满。
许多理工科知识分子有一些典型的美好幻想——希望对哲学、科学、文化、艺术、法律、经济、民生等进行“去政治化”。他们把“政治”天然地看作某种肮脏、血腥、污秽的东西，就像屠宰场和厨房处理加工肉类食品的过程一样，却同时幻想一种“干净的政治”、“去政治化的政治”作为社会高效且安全运行的保险——这个幻想之物在过去几十年便是丘吉尔式民主和形式化宪政及其变体。他们看得见独裁和极权主义带来的腐败、压抑和痛苦，所谓“切眼耳之痛”，却看不见资产阶级法权和民主的虚伪和潜藏着的一种更危险的、时空跨度更大、绝对烈度更强的暴力。正因如此，我们需要一定程度的哲学洞见。有人希望食品如魔法一样直接出现在餐桌上一样，持有一种“君子远庖厨”的态度，如同贵族们对农耕式与游牧式生活的鄙夷。他们天真地相信靠议会和沙龙式的学术话语能够和平、高效而中立地解决一切与权力和爱欲有关的问题。在我看来，与其对“政治”这个符号敬而远之，不如把自己的伦理热忱——比如对学运中学生遭遇的感叹、对官僚机构腐败的痛恨，进而生发的对国家命运的忧虑等——铸成一种弃绝的姿态，来直面它。而理工科知识分子们，学习【先验哲学-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和精神分析】这一进路的目的之一就是尽可能去把握这个弃绝的姿态。
我也是如此。作为“没有机会亲自下厨”的理工科知识分子的一员，我们有义务主动学习接触这些被讨厌、规避、乃至遗忘的东西，而不是仅仅满足于哲学（philos-sophia，“爱智慧”）带来的智性享乐——不如说在这个意义上，它就是大乘佛教所谓“大智慧同大悲悯”的现代化重释。